双11期间，微博网友“派大星星星l”被抽中为“天猫双11之子”，她获得阿里巴巴巴巴经济体“价值上亿”的广告资源位，却做出一个暖心决定：把绝大部分的资源位捐出，用于寻找失踪被拐儿童和提升公众反拐意识。

11月8日起，全国5000个影院淘票票取票机、全国62家银泰商场的广播及32家门店的商场大屏、菜鸟快递柜电子屏、全国数千个饿了么骑手餐箱、盒马在内的全国新零售商超的上千个自助POS机……阿里经济体的资源位，陆续发布起寻找走失儿童信息。

这是天猫双11十周年历史上最为暖心的景象，也让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团圆”系统）广为人知。截至2018年9月15日，“团圆”系统共发布儿童走失信息3419条，找回3367名儿童，找回率为98.4%。“团圆”接入了高德地图、支付宝、新浪微博在内的25款国民级App，带动9亿手机用户加入到帮助寻找走失儿童的行列中来。

“团圆”立功

鲜为人知的是，“团圆”的诞生一波三折，背后是11名项目组研发成员，260多名运营志愿者和6000名全国一线打拐刑警的共同努力。

时间回到2016年5月13日，“团圆”1.0正式上线前夕测试阶段，河北衡水火车站，彝族女孩吉斯么吃作走失。

衡水火车站的刑警接报后，迅速将小女孩的照片、监控显示的嫌疑人照片发布到“团圆”，信息不仅推送到河北附近省市的刑警手机上，在孩子丢失地点附近百公里的绝大多数智能手机用户，也同时收到了紧急推送通知。

5月15日，在被拐不足32小时后，吉斯么吃作被警方在河南郑州安全解救。这是“团圆” 上线后找回的第一个孩子。

韩旭杰第一时间向母亲电话报喜，他是阿里巴巴员工，也是“团圆”背后的一位工程师，他小时候也曾经差点被拐。

韩旭杰出生于河南省驻马店正阳县。1977年的一天，母亲因打青霉素过敏，躺在床上休养身体，而父亲在单位上班。一岁多的小旭杰刚学会走路，一个人从房间摸到院子里。

起初，母亲还能听到小旭杰触倒杂物发出的磕碰声，或是偶尔咿咿呀呀的叫声。突然，她惊觉孩子有阵子没动静了，连忙挣扎着爬起来找人，从屋里找到院外，可哪里还有小旭杰的踪影。

母亲扯着嗓子喊来邻居帮忙，邻居扶着她一路向人打听。绝望之际，村里一位平时不怎么说话，被认为患上老年痴呆症的老头，竟主动提供了线索，还用手指了一个方向：孩子被xxx抱走了，老头甚至说出了这个人的姓名，就是同村的。

韩旭杰父亲带着单位里的一群同事闻讯赶来，把人贩子和小旭杰堵在屋里。人贩子挣扎嘶吼着，大衣里掉出一张去武汉的长途汽车票，日期正是次日。要是晚一天，小旭杰恐怕再也找不回来。

“幸亏当年有这个老人报信，幸亏交通又不太发达。”三十多年后，母亲再谈起这件事，仍是后怕不已，她总说，“是菩萨显灵，借了老人的口，才让我知道你的下落”。

纹身防拐

“团圆”的开发缘于一次聊天。

2015年，公安部打拐办副主任孟庆甜找到时任阿里巴巴集团安全部总监魏鸿，希望阿里巴巴帮助公安部建立一个互联网打拐系统，魏鸿向时任阿里巴巴首席风险官刘振飞汇报后，刘振飞一口答应，他撩起衣袖，手臂上竟纹着三个汉字，“小时候我妈怕我丢了，在我手臂上纹了名字，真的是这样，那时候很多小孩都怕丢了，她说万一丢了，长大以后还能相认。”刘振飞出生于河南，当时拐卖儿童现象比较严重，母亲为了防拐，就想了这个办法。

接着，刘振飞找到铁花和韩旭杰。铁花对钉钉业务熟悉，能够解决公安部“协同办公”的诉求，韩旭杰则是阿里安全部的资深程序员。

“是好事，干吧。”两人立即着手物色合适人选组建团队。因为是纯公益项目，不计入个人KPI考核，不支付报酬，两人就去各个业务部门放出风声，看谁愿意做这个事，有意愿的就去接触，谈妥的人又会推荐新人进来，一周内，11人项目组搭建完毕，前端、后端、视觉，兵强马壮，大家利用下班和周末的业余时间研发“团圆”。

程序员经常跟产品经理碰撞出火花，这回，产品经理成了公安部打拐办的刑警。处理小孩走失案件，一线刑警有一套成经验的思路，可是如何把他们的思路整理成逻辑，变成系统可以听懂处理的计算机语言，进而做出一个产品，需要双方一次次沟通碰撞。

第一次，打拐办的工作人员说了一大通需求，铁花觉得对方把程序员的本领想得太满——以为什么都能做。打拐办起初想做一个方便刑警查询打拐信息的App，铁花则认为App是个闭环路径，不利于全民打拐的诉求。

双方都有点摸不着头脑，铁花有点沮丧，对通信方式的选择就出现问题，后面还怎么走？打拐办也很委屈，工程师在说什么，听不太明白啊？

共建“团圆”

双方开始往返于杭州北京两地，通过大量面谈沟通，铁花了解到打拐刑警的痛点——网络自媒体真实性差可信度低，可是几张儿童照片配上一段煽动性很强的文字，影响力却很大，可因为多数是假消息，既搞得人心惶惶又浪费了大量警力。

铁花自己也常常接到妻子转发的文章，标题看着耸人听闻，什么中国每年丢失20万儿童，什么找回率极低，“一年一个地区丢好几千个孩子，我算下来那得这个地级市每天都在丢小孩，一年丢上千个，这完全不可能，但这类文章阅读率就是很高。”

针对这些痛点，程序员和刑警达成共识，要做一款在儿童被拐第一时间发出权威声音，最大可能地让老百姓看到听到的产品。

于是，铁花团队把产品定位成产生数据和传播数据的平台，雏形就是刑警可以在第一时间登录平台系统，经过简单的操作，以弹窗的形式，将失踪儿童信息瞬间推送给周围公众，发动群众为警方提供线索。打拐办也认同，与其自建不如让大量国民级的App加入推送阵营。

说干就干，铁花团队在钉钉上增添了一个微应用开始开发，大家分处不同事业部，平时无法聚在一起，就通过钉钉群沟通工作。铁花安排任务和进程，一个任务发布，会被大家迅速领走，完成之后，下游同学再迅速衔接。让人感动的是，有时候刚写完的代码，凌晨发到群里，马上就有人参与调试。

到了联调测试，大家才找个办公室聚在一起，这头发个请求过去，看对面能不能正常处理，整个流程跑一遍，看看产品能否顺畅运转。

“就好比造一辆车，你造轮子，他造框架，轮子框架造好了能不能搭到一块去，否则车就跑不起来。”铁花说，他们不仅要把车造好，而且要尽快跑起来。

无人挑刺

铁花坦言，开发的过程并不艰难，任何一个阿里的技术团队都能做到。他们11个人只是运气好被选中，好在幸不辱命，不到三个月就完成第一版内测。

当时正值2015年年底，群里有人提议，还没给这个平台起名，干脆叫它除夕吧。设计团圆logo的汉英提议，除夕多拗口，还不如叫团圆，这个提议得到一致好评，团圆系统因此得名。

正式内测当天，一个程序员负责扮演“刑警”，在测试坏境页面输入走失儿童信息，等其他人看到“刑警”发布的信息，以字节的形式跳跃出来，大家如释重负，这事成了。

内测成功，几天后大家去吃日料庆祝，合影留念时发现少了铁花。当时他正在江西一家党校的阶梯教室里，讲得唾沫星子横飞，下面坐着五十个一线刑警，他们时不时还要上台操作一遍，确保能够理解系统。

此时，距“团圆”正式上线还有5个月，公安部在杭州办了为期两天的培训班，对全国32个省份近两百名一线打拐刑警展开“团圆”系统的操作培训，反响很好，陆续有地方公安部门邀请铁花团队到当地讲课。研发团队11个人，轮流排班，谁空就谁去。

韩旭杰去陕西给当地刑警培训时，发现有些刑警虽然用上智能手机，但仅限于通话功能，更不要说使用钉钉。基础培训的工作日益繁重，研发团队天天飞去不同城市讲课不太现实，为了满足各地警方的培训任务，阿里巴巴安全志愿者团队专门成立了“团圆幸福团”，招募阿里内部志愿者，接替研发团队去讲课，并收集刑警使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反馈给研发团队改进。

作为“团圆”第一负责人，刘振飞感慨，在阿里十多年，做过很多大项目，事前事中事后都有人来“挑刺”，唯独“团圆”，在公司内部，不仅没人挑刺，还全是好评，得到的支持和配合远超预期。

结案报告

2016年5月13日，“团圆”正式上线，当刑警将走失儿童信息的发布出去后，系统自动会把信息同步到两个新媒体渠道推送：一个是“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另一个则是高德地图应用系统。

高德地图新增“滴血寻亲”功能（输入寻亲，就可显示附近的派出所和刑警队的位置，找到警方免费采集DNA血样录入全国打拐DNA数据库中）

铁花则空前焦虑，系统是推出了，万一没有刑警用怎么办？刑警用了，万一没有效果，没人提供线索怎么办？他不希望自己和团队的心血沦为“为了做公益而做公益”。

半年后，他的焦虑被一份特殊的结案报告消解。2016年12月17日下午3点，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13岁女孩吴心怡走失。次日，其父母报警称，因与父母发生争执，女儿从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陈土争镇涵口村附近出走，至今未归。出走时身穿黑色裤子和白色鞋子。

刑警将这些信息录入到“团圆”系统上，通过高德地图推送给附近使用智能手机的人。“团圆”采用地理围栏技术，以失踪儿童为圆心，每小时扩大100公里发布的范围——孩子走失一小时之内，附近100公里范围内的智能手机用户都会收到信息推送；走失两小时之内，范围扩展到200公里；三小时，扩展到300公里。

12月19日中午，某网吧网管看着手机上弹送的信息，对比着眼前上网女孩的容貌穿着，他很肯定这就是屏幕里走失的女孩。

铁花没法亲眼见到，网管如何说服女孩回家，但他从刑警的结案报告里看到“团圆”：吴心怡在网吧上网时，因网管看到团圆系统发送的相关信息，发现吴心怡，就主动与其沟通聊天，后又把吴心怡送到其父母处。

“在结案报告上，我看到刑警写明了这个孩子的找回，有赖于网管看到‘团圆’系统推送的消息，提供的线索，那一瞬间我心里的石头才放下。”铁花回忆。

社会担当

此后，在贵阳，超市老板陈作在自家超市门口发现了一名衣衫褴褛的男孩，与高德地图上推送的失踪儿童照片很像，曾经是侦察兵的陈作把孩子带进超市，同时联系了警方，最终这名离家出走的男孩被送回父母身边。

如今，团圆系统带来的群众反馈信息已成为获取失踪儿童信息的重要来源，超市员工、出租车司机、门店服务员都成为打拐得力帮手，每次失踪儿童信息通过团圆系统同步到打拐办微博后，“热心群众”积极留言转发，为失踪孩子们照亮回家的路。

截至目前，已有新浪微博、高德地图、支付宝、UC头条、UC浏览器、手机淘宝、YunOS系统、腾讯QQ、一点资讯、今日头条、百度地图、百度App、360手机卫士、滴滴出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家应急广播中心、腾讯新闻客户端、钱盾、宝宝知道、易到、OFO、宝宝树、新华社客户端、央视影音客户端、饿了么、点我达等25家新媒体和移动应用接入该平台。

今年10月16日，在《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第九届缔约方大会期间，中国政府代表团受邀举办了以中国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团圆”系统）为主题的边会，向美国、加拿大、马来西亚、巴基斯坦等各国代表分享中国经验。

作为“团圆”系统的技术合作方，阿里巴巴集团合伙人、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孙利军向出席缔约方大会的相关国家、国际组织的代表和专家介绍了这款“科技打拐神器”以及阿里巴巴投入公益的情况。

“作为一家科技公司，阿里巴巴拥有世界一流的人才团队和研发技术。”孙利军表示，“反拐是全世界的共同责任，我们衷心希望，推广这一中国经验，并无偿提供技术支持，帮助有意愿应用该平台的国家加强儿童保护、防范和打击拐卖儿童犯罪，促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希望越来越多失踪的孩子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回家。”

阿里巴巴集团CEO张勇则表示，越来越多新一代的平台型企业正在出现，它们超越了原有企业的很多定义，具有强烈的社会和公共属性，也担负更多社会责任。阿里巴巴正是典型的平台型企业，必须为社会造福，承担必要的社会担当，令社会资源更高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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